1957年冯·诺依曼英年早逝,他没有看到Fortran的成功,但他在去世前已承认他反对Backus的建议是错误的。很多例子说明大权威也会犯错误,冯·诺依曼在编程第一线的实践显然不如Backus,而大权威能承认错误也是可贵的。其实冯·诺依曼是很谦虚的,他经常说,电子计算机的基本原理是英国数学家图灵(AlanTuring)奠定的,他不过是继承和发展了图灵的思想。

我曾阅读过Backus写的叙述Fortran编译系统的文章,他花费极大精力使编译系统产生的目标代码在运行速度上接近手编程序,因为假如使用Fortran后,解题速度明显降慢,就会使本来就有争议的项目受到严厉批评,可见当时Backus承受了很大的压力。

Java是当今计算机最流行的语言之一,其发明人是Sun公司的JamesGosling。在他研制最困难的时候,找到了Sun董事长兼CEOScottMcNealy,McNealy是企业家,并非技术专家,当他听完J.Gosling的详细叙述后,敏锐地感到这是一个很有价值的方向,于是满足了Gosling的全部要求。1995年Java问世后受到了狂热的拥护,Sun公司也因此而再度兴旺。

上世纪七十年代Xerox(施乐)公司PARC研究中心产生了一系列重大发明:第一台个人电脑Alto、第一个商用鼠标、图形用户界面、以太网、客户机/服务器架构、所见即所得的文字处理、页面描述语言等。PARC为PC革命准备了所有关键的技术条件,七十年代是计算机研究者的天堂,这与PARC的领导人鲍勃·泰勒(BobTaylor)有很大关系。泰勒1970年组建PARC的计算机科学实验室,他在大学时主修心理学,副修数学。泰勒并不是计算机专家,而且也不参加研究工作。他为PARC招聘了大量杰出人才,当时在PARC工作、后来获2003年度图灵奖的AlanKay在七十年代初曾说过,“全世界100名顶尖计算机研究人才中有58名在PARC工作”。

泰勒知道自己不能在计算机领域作出大的创造,从而把全部精力放在使手下的杰出人才充分施展才华上面。他提供了宽松、自由、和谐的研究环境,每周由他主持一批科学家进行讨论,一旦发现创新的火花,泰勒立即决定总的研究方向,并帮助处理所有的杂事,例如确定预算、申请经费以及协调各方面的配合等。我于1985年和1991年两次参观PARC,曾坐在PARC七十年代时就铺在地上的一个大的很厚的软垫上,有趣的是一坐下去,软垫就完全按照人体形状而变化,陪同者说这象征PARC的自由研究氛围。

上述事例给我们带来不少启迪：

1.要让优秀人才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要解脱他们的杂事和各种干扰(例如频繁的评估),使他们心无旁骛地埋头创新,只有长期积累和专注才能出大成果。

2.优秀的科研领导人和管理者在创新过程中至关重要。他们应有战略眼光,并且爱“才”如命,把创造条件、充分发挥手下成员的才华作为自己的重要职责。美国一位名牌大学校长访问北京大学时曾说过,他手下一位副校长是管理奇才,对创造良好的教学和科研环境以及吸引人才起了很好作用。他说,若干位教授辞职离校他不会着急,但这位副校长绝对要留住。一个人才辈出、成果累累的单位的领导人理应受到社会的高度尊重,其中成绩突出者可以当选为工程院管理学部院士。

3.有些科研领导人对项目并无实质性贡献,既未提出创新思想,也未参加具体研究,只是在申请经费和组织、张罗方面做了工作,但项目报奖时总要排名第一。曾经有一位在读的博士研究生在毕业前私下对人说,他只把已取得成果的少部分写成文章发表,因为导师一定要署第一名,尽管并无贡献;他不敢不从,否则影响取得学位,毕业离开导师后再把其余大部分成果写成文章,署自己的名发表。这种学术作风不好的领导人或研究生导师当然只是极少数,但影响很坏,在这种领导人手下优秀人才是绝对留不住的。